一个台湾少年的成长史｜故事F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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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的讲述者叫李明骏，但你可能更熟悉他的笔名——杨照，他拥有作家、历史学者、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的多重身份。

他出生在 1963 年的台北。当时的台湾已经进入了戒严的第 14 个年头，戒严令使得整个台湾都处在紧急状态的军事管控之下，白色恐怖笼罩着表面平静的城市。

但是作为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小孩，杨照属于非常幸运的一拨，当成年人在外面的社会中相互残杀时，一无所知的他被庇护在阴云之下，以孩童的纯真视角探查和理解着这个世界。

杨照小时候的家在今天的圆山大饭店附近，这里记录着台北日据时代的过去，曾经是日本人在台湾统治的宗教中心。而后的 50 年代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人进入台湾，在这里设立了美军顾问团。

这是一片非常奇特的区域，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相撞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童年时期的杨照。

■ 晴光市场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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晴光市场的童年

我出生在台北，也在台北长大，不过我长大的地方很特殊，叫作晴光市场。

沿着中山北路一直走，道路两旁都种满了樟树，走着走着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入口，很不起眼，门口挂着一个小小的招牌，写着「晴光市场」。

从那里走进去，就像到了一个光的洞穴，两边是非常光亮的橱窗，而橱窗里面摆的是从美军顾问团的福利社里流出来的东西，比如可口可乐，不过那时它还没有中文名字，写的是Coke Cola。比如牛仔裤，完全是稀缺品，因为当时在台湾的其他地方你很少能看到牛仔裤。

特别要提的是，晴光市场离圆山很近，圆山在当时是美国在台湾驻军的大本营。所以那里的行业，大概都跟美军顾问团的生活是有关系的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行业是酒吧。

台湾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小说家，叫黄春明。他写过一部中篇小说，叫作《小寡妇》。小寡妇不是什么真正的寡妇，而是一个酒吧的名字。会给酒吧取名为「小寡妇」，你也大概能知道是干什么的了。

可以说，我很幸运地成长在一个不适合养大小孩的地方。

■ 台北圆山饭店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我家从事的也是「不太正当」的行业。不过大家不要误会，我父亲和母亲一起经营着一家裁缝店，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裁缝，她做的衣服很特殊，直到今天，你都很难找到那样一种针织的礼服，是非常高级的礼服。

我家的店在当时很有名，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地人，跑到市场里问我家的服装行在哪里，左邻右舍看你是个正常女孩子，会瞪大眼睛跟你说「不要去那里，不要去那里，那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！」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我妈妈做的礼服非常昂贵，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。小时候，我最常在店里看到的景象是，一个酒吧女牵着一个美军军官进来。只有酒吧女才能穿得起那么昂贵的礼服，当然会有一个美军帮忙付钱。

我妈妈会自豪地讲她唯一会的一句英文，「we take American dollars!」 

我们小孩都躲在旁边偷看，看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看酒吧女多么可爱。那时，除了酒吧里，基本没有人化妆。所以留着黑色长发、化着妆的她们进到我家店里，仿佛那里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

另一个当然就是看美国人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能看到美国人。在那时还是小孩的我的记忆里，美国、美国人是很神奇的。

美军顾问团在圆山有一块很大的宿舍区，离我家大概走路 15 分钟的时间。那里就像是一个幻境，平房外面有一片一片的草地，草地上自动洒水机，本来什么事都没有，突然「啪」地一下水洒出来，反射得阳光变成一道一道的小彩虹。

我可以在那里看个 20 分钟，一边看一边惊叹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地方，美国人确实过着跟我们不一样的日子。

在那个复杂环境中成长的我，有了很多不同的经验，累积了很多不同的记忆。

■ 台北市中山国小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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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国小

我在中山国小念二年级时，有一个班级乐队比赛。从二年级到五年级，每学期都要办一次班级乐队比赛，而且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带乐器参加。这是它的传统。

在相对贫困的年代，小孩能有什么乐器？回头想来，班级乐队的演奏一定很恐怖。因为大家会带最简单、最便宜的乐器，比如响板，就是用橡皮筋把两块木头绑起来。比如三角铁，勉强能够发出有旋律的声音。最多的是塑胶笛子，那个声音真的很恐怖。

那时，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，我到现在也不懂为什么。

但它毕竟是比赛。要赢就不可能只有响板、三角铁、塑料笛子，关键还是班上有几把小提琴、口风琴。所以，我二年级的老师为了办班级乐队比赛，就跑去游说班上的家境比较好的学生家长。

老师就跑到家里跟我妈说，我应该要学小提琴。我妈什么也不知道，但那个时代，听老师老师说了什么，家长怎么会反对呢？所以，她就乖乖把我送去学小提琴。

我对音乐的认识跟理解就是这么误打误撞开始的。我拉了六年的小提琴，可我爸妈从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

■ 70 年代的台湾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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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中：踢足球与园艺课

台湾的 70 年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，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大规模查禁歌曲、进行思想管控，但经济上开始加速发展。在校园生活中，除了频繁的集会和「政治讲话」，考分和升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。

就是这段时间里，我上了初中。我当时非常叛逆，很不喜欢学校和学校的规矩，成天跟一群朋友混着。因为成绩不好，我在班级里是被大部分老师边缘化的「坏学生」，每天到学校去都是特别痛苦的经验。

有一种叫作「理所当然」的老师，我们最为讨厌。他们自以为是地把「成绩差」的的我们当作「没有用的人」，你最好都不要在他眼前出现。

但是到了初二，有一个特别的课，叫园艺课，要学学种东西，将来也许有一天你要去当 Gardener，这就是一技之长。

这当然是很边缘的一门课。

而我们的园艺老师，又是一位国语讲不好的、非常土气的女老师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教着「最没用的东西」，在学校可能也是饱受歧视的老师，对我们非常好。

这门课不考试，也没人真心学，老师常常是叹着气叫我们去拔草。我们其实也未必在认真拔草，老师就站在教室门口那两大块草皮上看着我们，有时我们会围着老师跟她用台语聊天。

■ 初中时期的杨照

那时，我们踢球，是足球校队的。但连这种事在那样的青春成长过程中，也充满伤痕。

学校诸多的体育项目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。网球校队几乎都是好学生才会加入。他们球拍很贵，所以通常进去的人家境也很好。他们在学校地位很高。可同样是校队，我们踢足球的就被认为是因为念不好书，不务正业。

有一次，园艺老师特地跟我说，「踢完球很热，但是不要一停下来就拿冰水灌进去，这样喉咙会坏掉。」

我当时就很感动——她怎么会看到我做这件事情？

她是真的关心我们。这样一件小事，过了四十几年，我还一直记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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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考了第一名

中学生活的转折来得突然。

那时候，我很爱吉他，练到近乎疯狂时，我在书包带子上弹和旋，在心里想象它的声音。我为这件事骄傲，相信自己一定是学校吉他弹得最好的。

但突然之间，内心觉得很痛。因为我成绩差，我引以为傲的吉他弹得好这件事就没人承认，没人在意了。

■ 70 年代的台湾课堂照片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从那天开始，我把数学、国文都拿出来重新做。三四个月后，学校就有一个考试，是全校排名的一学期一度的特别考试。

那时，公布成绩是很恐怖的。年级每个人的成绩会在学校的公布栏贴出来，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。贴成绩一定是选上课的时间，下课后我们才能跑去看。

那天，数学课上到一半，理化老师突然跑到后门，跟我们老师说，「你们班李明俊考第一名诶。」

全班每个人都回头看，不是看我，而是看那个老师。

数学老师笑说，「不可能！」

班上另外一个同学很聪明，他马上说「3年5班有个女生叫做李明媛，一定是她，怎么可能是李明俊？」

老师叫这个同学赶紧跑出去看看那张排名单，回来时近乎是鬼叫，「真的是李明俊！真的是李明俊！」

坦白说，人生有这么一次，也确实很过瘾。突然之间，我就突破了那道心理障碍，「不要再说你们多了不起了，现在我考了第一名！」

■ 建国中学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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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中学

70 年代末期，我考上了建国中学。

因为热爱文学，我加入了校刊社，被赋予了极大的特权，在那里特立独行是被允许甚至被呵护的。

负责编辑校刊的我和几个伙伴在整个高二期间，就没正经上过几节课，每天聚集在编辑室里讨论诗歌和文学，甚至拿着公假条，在上课时间从学校里进进出出，去打字行、印刷厂、拜访作家，或者干脆就是出去闲逛。

联想到当时还是白色恐怖时期，听来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，因为即便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，这也完全是一所不可思议的学校。

学校总共有大概 6000 名学生。每个学生开学时，要特别付 50 块的校刊费。于是我们制作一期校刊的预算，大约有 30 多万。按当时的生活水准，30 万台币可以在台北一般的住宅区买一个70平米的房子。惊人的是，这笔钱学校不管，完全交给校刊社，我们自己支配，只需要报账。

找印刷厂，刊印，找打字行，统统都是学生自己处理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的人怎么会这样信任学生？太了不起了。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学会了在所谓的「复杂社会」中如何完成一件事。

但是我离开建中没几年，它就慢慢改变了。现在想来，我是见证了它的黄金时代。

■ 高中时期的杨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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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刊

我当时跟一位负责校刊新诗专栏的同学都很喜欢诗，我们自己也写诗。

我们准备好新诗的稿子之后，学校邀请了一位张老师来给我们审稿。她看完了之后，给出的总体意见是：这批诗讲究形式，无病呻吟，跟高中生生活无关。

我们当时特别愤怒，「一个号称会写诗的人竟然叫你去写高中生活？诗哪是这样的？她完全不懂什么是诗！她在挑战我们对诗的信念。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比她更懂诗的人重审。」

于是，我们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诗人，把他的资历、奖项一一列出，要求请他外审。他对我们的诗满口称赞，认为有些诗已够格直接在他的诗刊发表。这样的评语寄回来，我们的问题迎刃而解。

但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位诗人有军方身份，他是一位军中作家。而当时有名的异议分子柏杨，正是张老师的先生。这不再是简单的文学事件，这看起来是学校用有军方身份的权威来否定张老师的意见。

我相信张老师一定很伤心，很愤怒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

我们做的另一件了不起的事是骗过审稿者。

当时，新专栏「逍遥游」成立。我们模仿庄子《逍遥游》的笔法，半文言，半戏谑地写了一篇发刊词给组长审，审稿回来一点问题也没有，校刊就顺利地送去印刷了。

但排版完，就变成两回事了。

怎么排版其实是算过的，排完后，它就变得像藏头诗，竖着读是一篇普通的内容，但横着赫然就是「北一女的新书包没水准」。

因为建中是台北最好的男校，而北一女是最好女校。很自然地，两校永远都处在对立关系里。偏偏那一年，北一女换了书包。我们拿这件事调侃的的发刊词一登出来，就变成轩然大波。

■ 杨照在哈佛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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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祸头子」

那大概是在80年代，因为爱读书，我常常在大陆的伤痕文学里读到「祸头子」三个字，印象深刻。

祸头子，祸头子，惹祸的头子。这是最适合描述我们叛逆的词。

这不表示说我同意每个孩子都应该用这种方式去闯祸，去特立独行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是父亲帮我划的。

我父亲从小就一直不断地教我一件重要的事，也是后来我教给我女儿的。碰到任何事情，我爸都会问我，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」不是质问你干嘛这样做，而是要我自己想明白做这件事的理由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
很多时候，我知道自己是特立独行的，因为我内心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，有更严格的标准。这种状况下，我不会为别人的看法或标准战战兢兢，即便闯祸，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，我能不能承担。

这些责任是我给自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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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所谓正统的观念来看，杨照始终是一个叛逆者。

青春期的时候，他是学校里特立独行的小孩。

青年时期，他放弃了哈佛在读的博士学位，选择回到正处在历史转折口的台湾，参与党外政治、投身新闻业。

中年时期，他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《新新闻》周刊，更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。

正如开头所说，杨照有很多重身份，所以他想做的事情特别多。比如他在台湾开设了课程讲中国通史、跟女儿一起录制了一档视频节目聊音乐，还在看理想录制了《史记百讲》、《春秋战国经典八部》、《先秦经典八部》的音频课。

如果你还想多听一听杨照的声音，可以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会随机抽取 6 个人，送出杨照的音频课兑换码。

-封面图及未注明来源图片由 杨照 提供

 Staff 

讲述者 | 杨照

主播 | @寇爱哲

制作人 | 刘逗

声音设计 | 孙泽雨

文字 | 徐林枫

运营 | 翌辰

 BGM List 

01.Carole King - Smackwater Jack

02.C418 - Oxygène

03.It Was a Town

04.just big hills - Shinjuku

05.Eno - stry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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